二 被人輕視的善戰的溪族
作者：李長之 著
發布時間：2023-06-12 17: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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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是不是陶淵明的曾祖，曾經有過爭執。閻若璩閻詠父子和洪亮吉都是主張陶淵明并非陶侃的直系后代的，何焯、錢大昕以及大部分研究陶淵明的專家則肯定是的。
這事情確有可疑。
因為，雖然沈約的《宋書》上載明“曾祖侃”，但和陶淵明的同時代詩人并且又是陶淵明的好朋友的顏延之作的《誄》卻只有“韜此洪族”四個字，并沒有提到他的曾祖是誰；更奇怪的是陶淵明自己的《命子》詩，提到陶侃時，只是說：“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勛伊德”，竟缺少明確的交代，而《贈長沙公》一詩，序文“長沙公于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在族祖之間的句讀又有兩個讀法，再加上下文更淡淡地說出“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的話，這就越增加了讀者的迷惑。
所以朱自清所寫《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清華學報》九卷三期，一九三四年七月。
]一文，索性說：“至世系年歲，則只可姑存然疑而已。”朱自清的文章是帶有總結性的，這就是說，這個問題就現有的史料論，已證明是不可能得出更明確的答案了。
因此，我們對這問題可以不必糾纏在陶侃是否是陶淵明的曾祖上。
我們現在要指出的乃是縱然陶侃不是陶淵明的曾祖，他們的關系是不是很密切呢？答案是：也仍然是的。這就是他為他的外祖父孟嘉所寫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所說的：“（孟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那么，他的外祖乃是陶侃的女婿，也就是，他的外祖母乃是陶侃的女兒，這卻是千真萬確的，這關系難道還不夠密切嗎？一個外祖母是很可以向外孫談談自己的父親的，那么，陶侃的一生可能對陶淵明有很深的影響，不也很自然嗎？
再看，陶淵明在《命子》詩里對陶侃的崇拜：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
桓桓長沙，伊勛伊德。
天子疇我，專征南國。
功遂辭歸，臨寵不忒。
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言外是說他比桓溫、桓玄和劉裕都高明得多。
陶侃是陶淵明這樣關系密切又這樣崇拜的人物，他應該給陶淵明以極大極深的影響。事實上也確是如此。
這種影響可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是性格、愛好；一方面就是政治態度。
先說性格、愛好。陶侃的出身是寒微的，在當時并不是名族。我們看他初入宦途時困難的情形：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仆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外出留客，吾自為計。”湛頭發委地，下為二髲，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嘆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于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世說新語·賢媛篇》
必須母親剪了頭發，砍了柱子，割了席子，才能供得起客人；送客人，又要追送一百多里地；這樣才能得到一個很小的官做。可見夠艱難，也夠慘痛！原因，就在他出身寒微。當他到了洛陽時，更受盡了當時一般名族的奚落。他去看張華，張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他去看同鄉羊晫，羊晫就受到批評：“奈何與小人共載？”（同上，羊晫，《晉書》作楊晫，此據吳士鑒《晉書校注》改）就是后來到陶侃做了征西大將軍，因討伐蘇峻，立了大功，那時已經七十歲左右了，卻還被人罵為“溪狗”：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指蘇峻事）。溫忠武（溫嶠）與庾文康（庾亮）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晉明帝司馬紹）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是庾在溫船后，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世說新語·容止篇》
不但當時人如此輕視他，就是到了唐代所撰的《晉書》上也仍然評論他：“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這都說明陶侃出身的寒微。
從溫嶠稱他為“溪狗”，和《晉書》上說他“俗異諸華”看來，他之被人輕視不只是階級的關系而已，還有民族的背景在。溪族也就是《魏書》卷九十六《僭晉司馬叡傳》所謂“巴蜀蠻獠谿俚楚越”的谿族。陳寅恪有《〈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一文[?《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一九四三年。
]，證明陶侃的鄉里廬江郡正是溪族雜處區域，他的諸子之兇暴也與善戰的溪人的氣類相似，結論說：“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淵明亦出于溪族。”這是可信的。
陶侃本來的職業，大概是捕魚。《晉書》卷六十六有這樣的傳說：
或云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
吳士鑒《晉書校注》引《御覽》四十八《異苑》文：
釣磯山，陶侃嘗釣于此山下，水中得織梭一枚，還掛壁上，成赤龍，從空而去，石上猶有侃跡存焉。
《世說新語·賢媛篇》：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餉母。母封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劉孝標注引《幽明錄》：
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
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歷史真實性，那就是陶侃“本出于業漁之賤戶”，如陳寅恪所說。陳寅恪早另有《桃花源記旁證》一文[?《清華學報》十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
]曾指出那是“寓意之文，亦紀實之文”，但那時他還只說是那是根據戴延之隨劉裕入關后的見聞，和劉之入衡山采藥二事創作出來的，現在他這《〈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一文里又加上：“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正是一篇溪族紀實文字。”我們對這也應該首肯。溪族是勇敢善戰的，晉義熙六年盧循之戰時，參軍殷闡曾說：“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百戰余勇，始與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輕也。”（《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五）陶侃的性行也有類似。
總之，從陶侃到陶淵明，這里有一個出身寒微、捕魚為業的善戰的溪族生活背景在。從這里，我們不能不想到陶淵明的勤儉、能勞動、倔強和仕宦不能得意等等了。當然，這些生活和性格的養成，也還有其他的原因，那是有待于其他方面的分析的，然而無疑在這里也說明了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