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墨爾本1
作者：[澳]克里斯蒂安·懷特 著
發布時間：2023-06-12 15:58:11
字數：6492
獻給我的父母
——艾凡懷特和基拉懷特
澳大利亞，墨爾本
現在
“介意我和你坐一桌嗎？”一個陌生人問道。
他看上去四十多歲，表情靦腆，說話帶著美國口音，穿著一件沾滿了水的光滑運動夾克和一雙亮黃色的運動鞋。鞋子肯定是新的，因為他挪動雙腳時鞋子發出吱吱的響聲。
還沒等我回答，他便在我桌邊坐了下來，問道：“你是金伯莉利米，對吧？”
現在是北安普頓社區職業技術教育學院的課間休息時間，我每周有三個晚上在這里教授攝影。餐廳里通常擠滿了學生，但今天晚上，卻出現了一種詭異的、世界末日般的空寂，就連雨聲，也被雙層玻璃擋在了窗外。
“叫我金就好。”我說，同時有些懊惱——我能休息的時間不長，所以一直很珍惜獨處的時光。
這個星期的早些時候，我在教師辦公室里發現一本斯蒂芬金[StephenEdwinKing，一位多產、屢獲獎項的美國暢銷書作家。（若無特殊說明，本文腳注皆為譯者注。）]的《寵物墳場》，破舊不堪，被人拿來墊了桌子腿，此后我就一直忙著讀這本書。我一直酷愛閱讀，尤其偏愛恐怖題材。我妹妹艾米經常沮喪地發現，在我看完三本書的時間里，她只讀了一本。我曾經告訴她，快速閱讀的關鍵在于生活單調乏味。艾米有一個未婚夫和一個三歲的女兒；而我，則只有斯蒂芬金相伴。
“我叫詹姆斯芬恩。”男子說道。隨后，他把一個馬尼拉紙[用馬尼拉麻制造的一種淺咖色紙張，因紙張結實，常被用來制作檔案袋和信封。]文件袋放在我倆中間的桌子上，閉目片刻，仿佛一個奧運會跳水運動員集中精神準備跳躍。
“你是老師還是學生？”我問。
“實際上，都不是。”
他打開文件袋，取出一張八英寸的照片，把它從桌子上推過來。他的動作有些機械，不過每一個姿態都很有分寸，充滿自信。
這張照片上是一個小女孩，坐在郁郁蔥蔥的草坪上，有著深藍色的眼睛和一頭蓬松的黑發。她面帶微笑，但漫不經心，似乎不喜歡拍照。
“你覺得她眼熟嗎？”他問。
“不，我不覺得。為什么這么問？”
“不介意的話，你再看一眼吧。”
他靠在椅子上，仔細觀察著我的反應。按照他說的，我又看了一眼照片。藍色的眼睛，曝光過度的臉，帶著似是而非的微笑。也許，她現在看起來的確有些眼熟。
“我不確定。很抱歉，她是誰？”
“她的名字叫薩米溫特。這張照片是她兩歲生日的時候拍的。三天后，她就消失了。”
“消失了？”
“她在肯塔基州曼森（Manson）的家中被人從二樓的臥室帶走了。但警方沒有發現闖入者的痕跡，沒有目擊證人，也沒人索要贖金，她就這么憑空消失了。”
“我想你應該找埃德娜，”我說，“她教授犯罪學并進行司法研究。我只是個攝影老師，而埃德娜和實實在在的不法行為打了一輩子交道。”
“我是來見你的。”他說完頓了頓，清了清喉嚨，“有人說她在森林里閑逛，被狼或者山獅叼走了，但是一個兩歲的孩子能閑逛多遠呢？最可能的情況是，薩米被人綁架了。”
“……好吧。所以，你是偵探？”
“其實，我只是個會計。”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又呼了出來。在他的呼吸里，我聞到了薄荷的氣味。他接著說道：“但我在曼森長大，對溫特一家非常了解。”
我的課五分鐘后就要開始了，所以我故意地看了看我的手表。
“我對這個女孩的遭遇感到很難過，但恐怕我得去上課了。當然，我很樂意幫忙。你想要我捐多少錢？”
“捐錢？”
“你不是在為這家人募捐嗎，你來找我難道不是為了這個？”
“我不需要你的錢。”他冷冷地說，然后用一種苦惱而又好奇的表情盯著我，“我來這兒是因為，我認為……你和這一切有關。”
“和綁架一個兩歲的女孩有關？”我笑道，“你可別告訴我，你從美國大老遠跑過來，就是為了指控我是綁匪。”
“你誤會了。”他說，“這個女孩失蹤的那天是1990年4月3日，她已經失蹤二十八年了。我并不是認為你綁架了薩米溫特；我認為，你就是薩米溫特。”
我的攝影課上有十七名學生，各個年齡、種族和性別的都有。年紀最小的是露西喬，剛高中畢業，還穿著一件后背上印著莫寧頓中學圖案的套頭衫；年紀最長的是七十四歲的退休人員穆雷帕弗雷，他有一個習慣，喜歡在舉手之前把指關節壓得噼啪作響。
這天晚上進行的是作品集展示，學生們站在全班同學面前展示和闡釋他們這學期拍的照片，大多數都乏善可陳。大部分作品在攝影技術上做得不錯，這意味著我還是教會了他們一些東西，但主題與上一個學期的作品大致相同，和上上個學期的也相差無幾——同一面破舊的磚墻上同樣的涂鴉，卡爾頓花園中的同一座藤蔓纏繞的小屋，以及同樣黑暗和幽靈般的暴雨將骯臟的棕色污水帶入伊根河。
這節課的絕大部分時間，因為剛才的對話，我都只是在機械地應付著。
和那個美國會計的見面讓我心煩意亂，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就這樣相信了他說的話。我的母親——卡羅爾利米，一生中經歷了很多事情，包括在四年前過世——但她不會是一個綁架孩子的綁匪。只需要和我母親在一起待一分鐘，就可以知道她連編瞎話的能力都沒有，更別說進行跨國兒童綁架了。
看來詹姆斯芬恩是找錯人了，我很確信他根本找不到那個小女孩，但他讓我想起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我們無法絕對掌控任何事。薩米溫特的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們艱難地明白了這個道理。經歷了母親的離世，我也艱難地明白了這一點。她的離世對我來說很突然：她被診斷出癌癥時我才二十四歲，離世時我二十六歲。
以我的經驗，大多數有著類似經歷的人要么喜歡說“凡事都事出有因”，要么喜歡說“混亂統治一切”。當然，也有人變換了一套說辭——“上帝的工作方式不為人知”或“生活是一個**”。我更喜歡后面的說法。我母親不吸煙，也不在紡織廠工作，飲食得當，喜歡運動，但結局卻沒有任何不同。
看吧，我們無法絕對掌控任何事。
我意識到在整個作品展示期間我都在神游，于是我喝了一杯冰咖啡，試圖集中注意力。
輪到西蒙道米－史密斯了。西蒙是個二十歲出頭的靦腆孩子，說話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盯著他自己的腳。當他抬起頭時，他那慵懶的眼珠像魚一樣在他的眼鏡后面上下左右轉動。
他花了幾分鐘在展示架上笨拙地擺放了一組照片。其他學生開始焦躁，于是我讓西蒙在擺放的時候跟我們講講這組照片。
“嗯，好的，當然，沒問題。”他說話的時候費力地拿起一張照片，但是照片從他手中掉在了地上，他又彎腰將它撿起來。
“好吧，我知道我們本來應該做……呃……對比展示，呃……好吧，我不太確定我是不是真的弄懂了什么是對比展示。”他把最后一張照片放在畫架上并往后退，以便能向全班同學展示它們，“但我想你們可以說這組照片展示了丑與美的對比效果。”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蒙道米－史密斯的這一組照片……令人驚嘆。
照片一共有六張，每張的構圖都一樣——他一定是用三腳架將相機固定了，并且每隔幾個小時拍一張。照片的構成十分簡單：一張床、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女人的年紀和西蒙相仿，臉上有麻子但仍十分漂亮。孩子大約三歲，面頰紅得不自然，眉頭皺著，讓人感覺病怏怏的。
“所有照片都是在一個晚上拍好的。”西蒙解釋說，“這個女人是我的妻子，喬妮；那是我們的小女兒西蒙娜。說句題外話，我們沒有用我的名字給她取名。很多人以為用的是我的，但喬妮有一個叫西蒙娜的奶奶。”
“西蒙，再給我們講講這組照片吧。”我說。
“好的。嗯……因為得了百日咳，西蒙娜整個晚上都睡不著。我想她很不安，所以喬妮整個晚上都在床上陪她。”
第一張照片里，孩子的母親正在給孩子喂藥。第二張照片，小女孩醒了，哭著，推搡著母親。第三張，西蒙的妻子似乎厭倦了被拍……這組照片這樣進行著，直到第六張，照片上的母親和孩子都入睡了。
“丑表現在什么地方？”我問他。
“呃……瞧這張，小西蒙娜，嗯，這個小東西，正在流口水。拍這張照片時，我妻子鼾聲如雷，但顯然，沒法從照片中看出來。”
“我并沒有看到丑，”我說，“我看到了一些……平凡的東西，但是充滿了美。”
西蒙道米－史密斯永遠都不會成為一名專業攝影師，這一點我幾乎可以肯定。但是，憑借這一組命名樸實的照片——《生病的女孩》，他展現了一種真摯而實在的東西。
“你還好嗎，利米小姐？”他問道。
“叫我金就好。”我提醒他，“我沒事。為什么這么問？”
“這個，你，呃……你好像哭了。”
我開車經過科堡[位于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墨爾本。]灰暗的景觀回家時，已經是10點以后了。大雨傾盆，打在斯巴魯車的車頂上。十分鐘后，我到了家，停下車，穿過雨水沖向我的公寓樓；因為沒帶傘，我將我的包頂在了頭上。
三樓樓梯口飄著濃烈的大蒜和香料的氣味。左鄰右舍那種奇妙的慰藉人心的香味，我從來都沒有真正領略過。在我向家門口走去時，喬治婭埃維從過道對面的一扇門里探出頭來。
“金伯莉，我就知道是你回來了。”喬治婭是個六十歲出頭的女人，她的眼睛布滿血絲，視力模糊。“笨重的埃維”——我曾經聽到一位鄰居在背后這樣稱呼她。
“我聽到電梯響了，就看著我的手表，心想，還有誰會在接近午夜的時候才回家。”
時間不過才10點半。
“抱歉，埃維太太。我是不是把你吵醒了？”
“沒有，我是夜貓子。當然，比爾9點就上床了，他可能會被驚擾到，不過他可沒抱怨什么。”她朝我輕蔑地揮了揮手，“如果他發牢騷了，我會提醒他你還是個年輕人。現在年輕人都很晚才回家，即使是工作日的晚上也不例外。”
“嗯……”
從來沒有人真正見過喬治婭的丈夫，也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個人真實存在。當然，他可能只是被喬治婭的破書爛報壓得翻不了身。她站在她家門口時，我曾經瞥見過她的公寓，她住的3E號房里滿是成堆的搖搖欲墜的垃圾：書籍、賬單、文件和塞得滿滿當當的盒子。過道里我唯一能看到的她家的窗戶上也都貼滿了報紙。我相信在那一片狼藉之中，肯定有一兩頂錫箔帽[用一層或多層鋁箔或者類似材料制成的頭飾。有人聲稱它可以抵擋電磁場對大腦的影響，抵擋思想控制，但這一說法沒有科學證據支持，而是淪為一個廣為人知的刻畫人物形象的詞語和嘲笑用詞。該詞的意思等價于被迫害妄想癥，并常常用來形容陰謀論者。]，雖然我沒有親眼見到過。
“那個，既然你現在還清醒得很……”她又發話了，我知道她下面肯定會提出進我家來喝一杯。然而，我只想回家把暖氣溫度調高，聽著我公寓舒緩平穩的聲音——冰箱的嗡嗡聲、供暖管道的潺潺水聲、筆記本電腦電源適配器低沉的嘶嘶聲，和斯蒂芬金一起躺在沙發上。
“……睡前喝一杯怎么樣？”
我嘆了口氣，說：“挺好。”自從母親去世后，我發現我幾乎沒辦法對一個孑然一身的女人說不。
雨水沖刷著客廳的窗戶，汩汩地往下流。我的一居室公寓布置稀疏，讓人感覺寬敞無比，就連坐在窗戶旁邊綠色扶手椅上的“笨重的埃維”都顯得玲瓏嬌小。
她扯下運動褲上的線頭，扔在我的硬木地板上。我從廚房里拿了一瓶酒，給我倆每人倒了一杯。讓喬治婭過來的一個好處是我用不著一個人喝酒了。
“金，你覺得他們在那兒做什么？”她問我。
“誰？”
“還能有誰？3C房的。我聽到他們一整天都在用伊拉克語還是什么別的語言聊天。”
“哦，你說3C房。聞起來像某種咖喱。”我的肚子咕咕作響。我翻遍廚房想找些吃的，但除了調味料一無所獲，只能喝酒管飽了。
“我說的不是他們的晚餐。”她降低了音量，在我耳邊低聲說，“我的意思是他們在謀劃著什么。”
喬治婭確信3C房的租客是恐怖分子的理由有兩個：一是他們來自中東，二是他們郵筒上的名字是穆罕默德。我多次向她解釋，并不是所有淺棕色皮膚的人都是恐怖分子；而且，不管怎樣，我都懷疑是否真的會有人將科堡當作優先考慮的襲擊目標。但喬治婭每次都嚴肅地搖搖頭，對我說：“咱們走著瞧吧。”
“那么，金，你為什么這么晚才回家？我猜你去泡夜總會了。”
“我晚上得工作，埃維太太，你知道的。”
她啜飲著自己的葡萄酒，把鼻子抬得高高的，聞著酒的香氣，說：“我不了解你們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只有上帝才知道你們在忙些什么。”
我很快就把酒喝光了，于是又倒了一杯。我提醒自己這次要慢慢來，每喝一口都要斂心沉思。只有在感受到溫暖和隱約的愉悅之后，我才更容易入睡。
“今晚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埃維太太。”我說，“一個男人來我工作的地方找我了。”
“該來的總會來的。”她說著，給自己倒了一些酒，“是時候了，金。一個女人俘獲男人的時間是很有限的，十五歲到二十五歲之間吧，這就是你能利用的時間。我十七歲的時候認識的比爾，十八歲就和他結婚了。”
喬治婭在扶手椅的綠色坐墊中找到一個遙控器，打開了電視。錫箔帽和信口閑談的種族主義都不重要，她真正想要的是陪伴。
喬治婭把音量調到最大，不停地換臺。我蜷縮在旁邊的沙發上，打開了我的筆記本電腦。
我原本打算上網隨便做些什么，比如和高中朋友敘敘舊或清理一下電子郵件收件箱，但我的好奇心突然膨脹起來。我打開一個新的標簽頁，搜索“薩米溫特，肯塔基州，曼森”。做這一切的時候我的手指不由自主，這讓我想起了詹姆斯芬恩推馬尼拉紙文件袋時的機械動作。
我點開第一個鏈接，找到了一篇1990年4月7日的報紙的文章存檔。這篇文章經過電子掃描，還帶著折痕和墨跡。這些文字的墨跡滲在一起，讓我感覺自己是一個通過微縮膠片做研究的老派研究員。
警方對失蹤女孩展開搜尋
星期二下午，家住曼森的薩米溫特在家中失蹤。人們搜查了該鎮及附近地區，但無功而返。
“我們有信心找到薩米并讓她安全回家。”曼森警長切斯特埃利斯說，“我們現在采取的是基于搜索和救援的行動模式。”
警方認為女孩的失蹤并不涉及謀殺，但他們同時認為有這個可能性存在。
星期五，志愿者和執法人員繼續對在曼森地區失蹤的女孩展開搜尋工作，同時數百名曼森居民也對溫特家周圍廣闊的樹木繁茂區域進行了搜索。
志愿者卡倫皮迪，長期居住在曼森，表達了她的擔憂：“晚上很冷，而且這個地方有很多野生動物，最讓我擔心的是，她可能被一名男子帶走了。很多人傾向于認為現代美國的邪惡勢力還沒有侵襲到我們曼森，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精神錯亂的人，即使是這么小的鎮子也不例外。”
薩米失蹤前身穿長袖黃色T恤和藍色睡衣短褲。警方正在獲取任何可能有助于調查的信息。
文章附有詹姆斯芬恩給我看的同一張照片，只不過這個版本是黑白的。薩米深藍色的眼睛是黑色的，過度曝光的臉一片慘白，幾乎看不到五官。
我繼續在網上瀏覽相關信息，找到了薩米的父母——杰克溫特和莫莉溫特的合照。這張照片是在薩米失蹤后幾天拍的，照片上他們站在曼森警察局外面的臺階上，看上去異常疲憊，面部緊繃，眼神中是深深的不安。特別是莫莉溫特，她仿佛遭受了永久性的創傷，精神已經脫離了肉體，只剩下一具空殼。她的嘴唇扭曲得厲害，皺眉蹙額的樣子讓她看起來瀕臨崩潰。
我在屏幕上辨別莫莉溫特的面部特征，將她的臉和我自己的做比較。我們有著同樣長而棱角分明的鼻子和下垂的眼瞼。她看起來比我矮很多，但杰克溫特看上去遠不止一米八。我越是仔細辨認，就越能找到我和他倆的共同點：杰克小巧蒼白的耳朵、寬闊的肩膀，以及莫莉尖削的下巴和她的姿態。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什么。當我閱讀星座運勢時，我也有同樣的感受，他們只讓你看到他們想要你看的東西。
我希望在杰克和莫莉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嗎？我不置可否。這個問題無意中闖進來，很快，我的腦海里就有更多的疑問縈繞不散——薩米的眼睛不是和我的一樣是深藍色的嗎？她那圓胖的腿難道不能變成我又細又長的腿嗎？如果薩米現在還活著，我們的年齡不是相仿的嗎？杰克和莫莉是否仍在等待著答案？是否每次有人來電或敲門都會讓他們充滿希望，或者是恐懼，抑或混合著希望和恐懼的苦澀？他們是否在街上經過的每一個女人臉上都看到了薩米的面容，還是已經找到辦法將一切拋諸腦后，然后繼續生活？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像我意識中的一塊玻璃碎片一樣，狠狠地刺痛了我：卡羅爾利米，一位具有社會工作背景的女性，她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家銷售和制造畫鉤的公司擔任人力資源經理，老實說，她永遠有能力……
我阻止自己繼續想下去。這樣的暗示讓人措手不及，而且，坦白說，太過荒唐。
沉重的鼾聲將我的注意力從筆記本電腦上轉移開來。喬治婭在綠色的扶手椅上睡著了，葡萄酒杯掛在她的拇指和食指之間，晃晃悠悠。我拿過酒杯，關掉電視，用蓬松的紅色裹毯蓋住她的腿。按照以往的經驗，她會睡上幾個小時，在凌晨3點左右醒來，上個廁所，然后蹣跚地穿過走廊回家。
我沒有挪動喬治婭，悄悄走進我的臥室，爬上床。睡夢中，一個完全由陰影組成的高個子男人出現在我臥室的窗外，將長得不可思議的胳膊伸了進來，把我帶到一條狹長的土路上，兩旁是參天的樹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