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陶侃是桓玄、劉裕一流人
作者：李長之 著
發布時間：2023-06-12 17: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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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談陶侃的政治態度，從而對陶淵明的政治態度也作一臆測。
首先，我們要記得陶侃是一個跋扈的軍人，更恰當地說，是一個跋扈的軍閥。他帶兵四十年，有曹操那樣的機智和勇敢，他在東晉的地位是在王敦、蘇峻、桓溫、桓玄和劉裕這一個行列里。從王敦起，到劉裕為止，都是想學曹操、司馬懿那種奪取**的方式的。
當時的晉室很微弱，所謂皇帝不過是天天受那些有名的士族和跋扈的軍閥的氣的可憐蟲。在最初，軍閥與軍閥間有些牽制，那些出身士族的政治家又有些手腕，就利用軍閥間的矛盾，維持了小朝廷的局面。后來這些士族的勢力衰弱了，軍閥們就自相吞滅，所以在士族出身的大政治家謝安一死（公元三八五年），桓玄就幾乎成功（公元四〇三年），劉裕就完全成功（公元四二〇年）了。王敦（公元三二四年）、蘇峻（公元三二八年）、桓溫（公元三七三年）等的失敗，不過是歷史條件還沒有成熟而已。
這些軍閥奪取**的步驟，幾乎有一個一般的公式：一是握有軍事大權；二是占有兩個軍事要地之一，或者是長江上流武昌、江陵和荊州一帶；或者是在建業之西京口（鎮江）一帶；三是對內要有軍事上的優勝的表現，先是平“造反”，取得更高的軍事地位，自己就慢慢也對“造反”垂涎起來；四是對外也要立功，因為這時一般人所感覺最大的問題還是收復北方失地，在這一方面如果沒有表現，是不容易受人擁護的，這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資本；最后是五，就是取得像曹操、司馬懿那樣的“阿衡”的地位以后，就請皇帝“禪讓”。劉裕就是完成了這些步驟的一個典型，其他的軍閥或者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具體而微。
陶侃也是屬于這個類型的。他是一個活了將近八十歲的老軍閥（他在臨死時上表說：“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時為公元三三四年）。他在西晉末年已經嶄露頭角，他已是荊州刺史，打敗過王真，打敗過杜弢。平了王敦以后，他是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的征西大將軍；平了蘇峻，他被封為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他鎮守的地方，正是江陵、巴陵、武昌等地。這就是，他已有了上面所說的奪取**的三個步驟：握軍事大權，居軍事要地，平內亂有大功。那么，下一步呢，那就是他在最后所上的表中所說的：“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毋丘奧于巴東，授桓宣于襄陽，良圖未敘，于此長乖。”可惜的是，這一步已經布置了，卻沒有完成就死了。
就他的身份和地位看，就他處的環境看，就他前前后后的同樣身份和地位的像王敦、蘇峻、桓溫、桓玄、劉裕等的榜樣看，他如果是例外，那倒不可思議了。
陶淵明在《命子》詩里說他“天子疇我”。注家雖然在“疇”字上費了許多事，繞了許多彎兒，不肯說那就是和天子相等的意思，然而就當時的情勢看，就下文“孰謂斯心，而近可得”看，并且注家已經知道是指桓玄、劉裕了，那么那句話的實質意義乃是：“彼可取而代也。”
如果我們根據當時歷史的情況加以理解的話，陶侃是不可能完全忠于晉室的。他可以奪取**，一旦條件成熟。歷史的記載也就是如此。《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記他平蘇峻之役時說道：
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眾赴嶠，而又追回。嶠以峻殺其子，重遺書以激怒之。
《晉書》卷六十七《溫嶠傳》就記得更明確：
（嶠）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仆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假令此州不守，（祖）約、（蘇）峻樹置長官于此，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于幾成也。愿深察所陳，以孚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溫）嶠、（庾）亮同赴京師。
可見陶侃本來不想出兵，出了兵又后悔，只因想到愛子被殺，但也是別人借此激怒，才去打仗的。他對于晉室是多么冷淡，不但冷淡，想到“不在顧命之列”，還“深以為恨”呢。
我們再看下面這個傳說：
（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晉書》卷六十六
清丁國鈞《晉書校文》對于這種傳說很不以為然，說：“曰潛有，曰每思，曰自抑，皆非本人不知，作史者從何探得？桓公東晉第一名臣，而傳文多微詞，于無可捉摸之中，構坐以不臣之罪，尤可駭怪。”其實是沒有什么可駭怪的，如果從當時大勢上去理解的話。而且上面這一段傳說也并非《晉書》的創作，而是王隱的《晉書》和劉敬叔的《異苑》中已經記錄了的。我們說過，陶侃是一個精細而有打算的人。他想奪取**，但他不會不考慮到現實的條件。他也一定覺得當時條件還沒成熟，例如對外立功，就還只有布置而沒完成，如果猛進，便會失敗。他有這種意識之后，所以在夢中，就變為折翼墮地了。他大概并非因為有過這個夢，才自抑而止，恰恰相反，正因為自抑而止，才有了這個夢的吧。
除了由于以前的人對于夢的科學知識不足，記錄夢和現實的先后關系上有所顛倒之外，這個夢的傳說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也完全是有真實性的。
陶侃不是一個完全忠于晉室的人，而是一個有野心奪取**的人，乃是正如桓玄、劉裕的類型一樣的人，只是還沒布置就緒，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以前的一部分歷史家不肯這樣認識他，那只是由于為了統治者的利益，怕給這種人以鼓勵，同時也是怕見“叛逆”的字樣，有些觸目驚心就是了。后來又由于陶淵明的地位之提高，統治階級的學者既認定陶淵明是忠于晉室的，于是也助長了粉飾陶淵明的先輩陶侃的政治態度的風氣。但也有折中的意見，以為陶淵明雖是忠于晉室的，陶侃卻有問題，那就像蔣薰在評《命子》詩中所說：“長沙公侃，前史多議其非純臣，而此心有不可問者，陶翁為祖諱也。”[?蔣薰：《評陶靖節詩集》卷一，第八頁，乾隆二年刻本。
]多少看見了真理的一半。
陶侃的政治態度顯明如此，陶淵明對于他既只有贊揚而沒有批評，加之陶淵明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又受陶侃的影響那樣大。陶淵明對于晉室是什么感情，還不很容易推斷了么？但這個結論且不忙著下，再看他的外祖孟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