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上海的細節
作者：李銘
發布時間：2023-06-12 18:26:38
字數：6890
魅力上海的細節
◎走路去上海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
——《上海人》
走進上海，情不自禁會被滿眼的霓虹刺傷眼睛。在過去，上海曾是華麗的“十里洋場”，在如今，它又是璀璨的“東方明珠”。上海的歷史，總是就近地引誘著你，逼使著你去盡可能地了解它。余秋雨先生在一次活動中說：“近年來上海的經濟發展全球矚目，但文化地位沒有提升，仍站在一個小角落里，格局小而趨于瑣碎。”在這里，他將上海同一些諸如紐約、巴黎這樣的國際文化中心，乃至香港、臺北等城市做了比較，指出上海成為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條件、潛力俱在，可惜文化現狀卻不盡如人意。
為何當下上海的文化地位與經濟地位不相稱？余秋雨先生指出上海文化近年來日益陷入地域文化、信息文化的迷霧，以及一種“求穩、怕惹麻煩”的心理迷霧，非但距離文化中心尚遠，連自身的文化形象都變得日益模糊。
曾經，“海派文化”是一面旗幟，代表著一個時代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然而，這座在短短百年內充滿著太多傳奇色彩的城市，還太年輕了，登上歷史舞臺才過百年的它，承載起了太多的厚重。易中天教授在《讀城記》中將上海定位為“灘”，說是中西兩大文化浪潮沖擊而成的產物。其實，把上海說成是中西兩大文化浪潮沖擊而成的產物實際上是抬舉了上海，至今，歷史感的匱乏仍是上海人心中一道剜不去的傷疤。上海的城市發展史同西安、洛陽、南京、北京等歷代的大都市相角逐，顯然有些勢單力薄，只需上溯到1840年，便可粗略瀏覽上海的全貌。如果沒有海洋經濟的到來，上海也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小城市。歷史上它歸屬松江府直轄，僅僅作為一個江海畔的邊陲小鎮。所以，西方文化對上海的影響應該更深一些。上海作為歐美文化在中國的最早落腳點，當全國各地還在之乎者也時，上海灘已經有了“洋火”、“洋貨”。在明朝中葉時，上海人還一度為自己有個“小蘇州”的名氣而驕傲，而現在，全國諸多城市爭著自詡為“小上海”。
許多人都認為上海是一座商業味道特別濃、市場經濟極為發達的城市，似乎并沒有多少文化底蘊的積淀。余秋雨先生認為，文化的特點就是不能從表層來看，文化都是潛伏在深處的。上海現在所出現的景象與她在災難的歲月里生存的潛伏密切相關，我們要尋找她潛伏了什么。
上海是有文化的，她既受到西方思維模式的影響，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締造。尤其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無論電影、戲劇、文學、藝術等方面，上海在全國都是獨領**的。傳統文化的很多人都在上海逗留，造成國學與西方文化的大匯集：魯迅、巴金、張愛玲、張恨水、阮玲玉、胡蝶各種文化名人層出不窮。上海的出版業在民國時期可謂是首屈一指，直到上個世紀中葉還是全國的出版中心。但是現在，更多的出版社都深居北京了，在新中國接下來的三個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頭。余秋雨先生說“人們一談上海文化往往想到海派文化，這就講淺薄了”。現在上海人所沉迷的“海派文化”，更像是一種懷舊文化。有一些上海人有著深深的懷舊情結，既是對過往輝煌的向往，也是對上海情趣的自戀。無論是從王家衛導演的《花樣年華》，還是著名作家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無不滲透著一種懷舊的、自戀的情趣，讓上海人沉浸在自己的格調里。
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提到“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易中天教授認為說得不夠準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全國都離不開上海，又都有點討厭上海人；全國都向往著上海，又都有點忌恨上海人。”從上海的城市歷史來看，上海本地人主要是指浦東、寶山、南匯、嘉定、松江等地的原住民。“上海人”這個概念存在的時間也只有百年左右，所指的范圍包括原住民與上海開埠后來自江蘇、浙江等地區的移民，尤其以蘇北和寧波的移民最多。
改革開放后，各地的移民紛紛涌入上海，他們被稱為“新上海人”，但是過量外地移民的涌入帶來了公共衛生、治安狀況的惡化，同時使得就業市場競爭趨向激烈，成為了上海社會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另外，就市區和鄉土而言，上海人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市區上海人，即原來的城市戶口民眾，一是郊區上海人，即主要是原來的農村戶口民眾。市區上海人是由過去移民形成的。鄉村上海人則是原本的上海人或松江府人。上海從江蘇省**為直轄市的歷史并不太長，而上海各郊區縣則是在1958年從江蘇省劃歸上海市的。在上海郊區，通常稱上海市區為上海。
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上海人擁有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崇尚自由競爭，實力至上，并且對一切事物都以實用主義的思維方式加以考量。另外，上海人對于生活的要求普遍比一般中國人高出不少，這多半是因為上海是中西文化交匯之處，海納百川地自成一種獨特的地域文明，迥然不同于中原文化，卻帶有江南文化的細膩古典。張愛玲曾這樣形容上海人：“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里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
上海人的習氣、上海人的品格都凝聚在上海文化的范圍之內，上海人城府很深，同時又帶有一種對同胞的無端歧視和冷淡。余秋雨先生在提到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及上海人的人格丑陋性時，對于中國現代的文化禮儀走向，對于和諧的中國社會的構建無疑起到了很強的啟示作用。如果上海人能改變其地區性格中的缺點，其他各地區人民也能引以為戒的話，相信和諧并不遙遠。上海人還有一點跟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習慣靠得很近的地方，那就是不涉他人是非，不露自己隱私，使自己和他人都有一定的安全距離。這個習慣在學術上的養成，余秋雨先生說得很明白：“在文化學術領域，深得上海心態的學者，大多是不愿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的”。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談到“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設是機制，是氣氛，是吐納關系，是超越空間的策劃能力和投資能力。”上海在對待外地人身上似乎顯得有些小氣。在上海，“外地人”這個概念，顯然帶有貶義，或者帶有對其文化不以為然的意思，直接地表現了上海人的一種文化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其實是顯而易見的。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樣，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沒有是非對錯之別，又有什么必要區分本地外地？事實上，上海人確實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時才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的。現在在上海大街上走得最多的人倒都是一些外地人，所謂“新上海人”，他們在上海占了巨大比例，余秋雨先生說“他們以后可能很成功”。
上海話的爭論一直很火熱，有人說上海人就是拿這個來跟全國人民劃清界限的，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四川話、河南話、陜西話，就連北京也有。上海人在一起只講上海話，跟任何方言區的人見了老鄉講方言是一樣的習慣，方便親切，不值得夸大。當然，上海話確實難懂、難學，客觀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開了，成就了部分事實上的“排外”功能。
上海人通常講的上海話，是屬于流行于江南的吳語。上海話的歷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蘇州話和松江話的歷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話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方言，如新舊交雜語言跨越度遠、南北融會語言寬容度高等等。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話達到了她的黃金時期。上海的作家們意譯或者音譯很多英文單詞，用到書面文本中去，通過當時上海極其發達的各種平面媒體進行傳播，然后被普通話吸收。但近二十年來，由于普通話的強勢與對普通話的過度依賴，上海話的造詞能力嚴重衰退。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上海各學校統一用普通話授課，上海話在學校無論課里課外皆不得使用。政府在媒體傳播方面也幾乎取消了所有上海話的欄目。現在許多上海的兒童已經無法全部使用上海話和他人溝通了，甚至出現全然不會講的情形。
上海話的處境嚴峻，有可能會是中國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個。近年來，上海輿論界掀起一股“保衛上海話”的浪潮。如果上海話一直得不到迫切的重視、保護和發展，相信不久以后，恐怕也要成為歷史文化遺產，留在上海人的記憶中了。
余秋雨先生在《河畔聚會》中提到，“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繭自縛，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熱情；而更多的城市則因寬容而擴充了污濁，鼓勵了庸俗，降低了等級，少了那份軒昂。一個人可以不熱情、不軒昂，一座城市卻不可。這就像一頭動物體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種基本的支撐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斷骨，否則就會癱成一堆，再也無法爬起。熱情是城市之血，軒昂是城市之骨。”從上海人和上海話來看上海文化，覺得用“海納百川”來形容最恰當不過了。其實上海的文化底蘊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膚淺，在它自己的身后，只是沒有容納這么厚內涵的時間而已，而且“海納百川”作為一頂大帽子，上海已經戴了許多年，壓力亦如從前。作為一個臨海的城市，上海市標上一直飄揚著上海人乘風破浪、“直掛云帆濟滄海”的**。人們發現，上海文明中的精神性高貴漸漸被侵濁而退化掉，這座城市里原創的高雅文化正呈現荒蕪化的生態狀。有人曾認為香港是片文化沙漠時，現在卻有了新的態度，因為香港和上海相比，文化心態更為開放，吸納能力更強。事實也正是這樣，只有擁有把握時代脈博的能力，高瞻遠矚的境界，海納百川的胸懷，才能夠得上“文化”二字。
或許，余秋雨先生的提醒不無借鑒意義：“并不是說石庫門，越劇、滬劇、滑稽戲不好，但是在守住現有文化的格局上，上海應該想想如何創造影響力更大的文化。都說上海是‘海派文化’，但是真正的上海文化代表，他們的成功恰恰是因為超越‘海派’，走向了更大的格局。”
◎睜眼看西方
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
——《上海人》
坐在徐家匯天主教堂里，你會被這靜肅的時空所彌漫，深陷其中。這里是上海天主教集會最大的場所。如果說上海這座歷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近代和當下都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是中西文化的交融點，那么它的文明淵源都可以從徐家匯找到。
徐家匯最早是幾條河流交匯的地方，直到晚明，徐家匯仍是江蘇一個三等縣城，上海郊區的一個普通村落。它在明末開始名聞遐邇，進而發展成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點，如代表中西文明的近代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天主教堂等諸多物事都匯聚在這里，經歷了一個從自然地理向人文地理特征過渡的階段；然后它又順著淮海路擴展到近代老上海外灘和當代新上海陸家嘴。這一切說起來，不能不歸功于上海文化的開山鼻祖——徐光啟。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當時前所未有的上海文明的高度。
在傳世的畫像（明代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徐光啟消瘦憔悴的臉龐，以及眉目間透露出深深的憂慮。1562年，徐光啟出生在上海的一所老宅子里，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嬰孩將官至一品，光耀千古，成為古代歷史上最有名的上海人。徐光啟一生憂國憂民，這與他貧瘠的出身有很的大關系。徐家由農而賈、又由賈而農，家道三起三落，而徐光啟正好誕生在這第三次中落后的谷底。為走出貧困，光宗耀祖，徐光啟走上了漫漫的科舉之路。當年他去應鄉試時，不得不自己擔著行李在江邊冒雨步行，而母親在家竟至斷糧。徐光啟19歲便中了秀才，但直到他42歲那年，才中了進士，這條科舉之路整整持續了23年。進入仕途的徐光啟也不是一帆風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經開始風雨飄搖，外有滿洲后金的入侵威脅，內有此起彼伏的武裝叛亂。徐光啟夾在中間曾幾度被“下課”，還被閹黨打擊，受到“冠帶閑住”（依法剝奪權利但保留待遇）的處置。
但是，這個精明的上海人在仕途上也算是一個“得濟者”了。余秋雨先生認為他“非常善于處世，并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但徐光啟能留名于后世，并非由于他官大。
從徐光啟的生平來看，他順承著古代文人讀書優則仕的傳統，而且做到的官職并不小，相當于明代宰相的位子。但他并沒有滿足這些，他滿懷報國熱情，將畢生的精力和學識投入到各種他能夠（至少是希望能夠）有所作為的領域。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這樣評價他：“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并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拼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徐光啟一生所做的重要事情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中，在練兵造炮和組織編纂《崇禎歷書》兩方面是徐光啟投入心力最大的。
作為中國的科學家，徐光啟提倡農學，引進番薯，所編著的《農政全書》，對于那時處于農業經濟的中國封建王朝的作用，不啻信息技術對當代社會的影響，而且這本科學著作都是經過他親身實踐而寫出的。徐光啟最大的成就要數他在主持歷局期間，召集來華耶穌會士修訂編纂了堪稱歐洲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的《崇禎歷書》。被稱為融匯了中西文明的結晶。《崇禎歷書》及其所依據的天文學理論，奠定了后來中國近300年天文歷法的基礎，成為此后兩百多年間中國的官方天文學體系。直到今天，我們所用的農歷也還是以《崇禎歷書》為基礎的。
在惠澤后人的科學成就上，徐光啟還具有中西融通的本領。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溝通為業》中說過“中華文明之大，相當一部分取決于它的普及企圖和傳播力量。”徐光啟和利瑪竇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正體現了這一點。《幾何原本》是中國第一本科學著作，雖然徐光啟和利瑪竇合作的只有前六卷，但對中國人的世界觀，由單純的代數式時序認知，轉化為復雜的時空連續性的認知，起了轉捩作用。徐光啟在這本書里給“幾何”下了定義：即研究點、線、面、體的學問。這句話在原書里是沒有的。他還發明了點、線、面、平行線、直角、鈍角、銳角、三角形、四邊形等術語，都為后人沿用下來。從此，“幾何”才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學科代名詞，逐漸演變成為我們今天理解的數學概念。并且這一專有名詞還東傳到日本、朝鮮等國，影響深遠。同時他還將一些其他的測量算法書籍也進行了譯作，這些在當時封建家長制的明朝都是很難得的。
實際上，徐光啟也可以稱得上是中**事史上提出火炮在戰爭中應用理論的第一個人，稱其為一名杰出的軍事家也不為過，因為他為練兵一事長期投入了極大精力。除了不斷向朝廷呼吁練兵、造炮、守城等事，還積極幫助引進西洋先進火炮技術。1619年他親自擬定了《選練條格》，親自考核挑選士兵，開始操練。但因朝廷官僚機構腐敗、軍餉不充足等原因，至使他親自練兵的努力付之東流，而他的軍事思想也只好依靠他的學生孫元化來實現。孫元化是一名炮兵專家，官至登萊巡撫，一度統帥了當時中國最精銳的炮兵部隊。戲劇性的是，最著名的漢奸吳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將領劉良佐、劉澤清、白登庸等人，皆曾為孫元化的部下。最終孫元化因為部下的叛變而降清，于1632年被朝廷處死，徐光啟練兵造炮保國的夢想徹底破滅。
深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的徐光啟，有著自己的信仰，他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成為基督教徒。在歷史上，歐洲基督教曾三度入華，最終讓“西教”在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生根的，就是這位意大利籍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徐光啟并不是由利瑪竇洗禮的“西教”信徒，卻是與利瑪竇合作譯介“西學”經典名著的首位中國天主教徒。徐光啟力倡中國要保持先進與文明的地位，必須“易佛補儒”，而振興中國文明，就應該承認四海之內皆有圣人。在他看來，“泰西”宗教與科學相結合的義蘊，便可成為改造當時學與術的楷模。
徐光啟只能算是一個邊緣文人，并不能代表中國文化人格的典型。余秋雨先生說“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謚，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中西合璧在他身上可以說得到了一種極好的詮釋。
明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71歲的徐光啟在北京去世。去世前夜，他已由內閣三輔的東閣大學士晉升為次輔文淵閣大學士。在當時看上去他似乎應該算是一個“福壽雙全”的人。可是，臨終前家人發現他所剩銀子不足十兩，蓋在身上的是一條被暖壺燙了一窟窿的舊被子。御史報告給皇帝，說徐光啟“蓋棺之日，囊無余資”。請皇帝“優恤”，于是皇帝追謚徐光啟為“文定”，所以徐光啟也被后人稱為文定公或徐文定公。現在徐光啟墓旁邊的文定路就是因此命名的。
徐光啟身為**，不斂財，不納妾，清正廉潔，竭盡一生精力企圖富民強國。他主持修訂歷法，歷時三年，僅用銀870余兩，就在他去世的當天，他自知不治，上疏交代清楚了修歷局的錢糧等交接事項。其清正廉潔，朝野共嘆。蘭德曼說過，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格是文化存在的形式之一，這其中就有著尊嚴和恥辱的蘊涵。
徐光啟生前已被中外人士敬稱“徐上海”，卒后更受到中外歷史的長久稱道，理由就在于他對晚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卓越貢獻。美國學者莎朗·佐京曾說“誰的城市，誰的文化？”也許一個都市的文化就是一個個平凡人的體現，而那些留下歷史記憶的人物總會代表著一個文明的高度。
